请托型案件的罪名界分与辩护思路

以王某涉嫌诈骗案为分析样本

2026年第04期    作者:文│刘源涌 董恩郜    阅读 10 次

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四款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事实，骗取请托人财物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然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请托型刑事案件长期存在定性模糊、罪名混淆、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行为人以“疏通关系、代办事项”收取费用，事未办成即被指控诈骗罪，是当前高发的争议案件类型。司法机关常以“收钱未办事”“虚构关系”“资金自用”直接推定诈骗，忽视对请托事项违法性、中间人角色、主观目的及证据规则的审查，导致诈骗罪与行贿罪适用混乱。

本文以笔者承办的王某涉嫌诈骗案为分析样本，结合《刑法》关于诈骗罪和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司法解释规定与证据裁判规则，对请托型案件的定性逻辑、辩护要点、司法误区与价值导向进行体系化梳理。

 

一、请托型案件的现实问题

在社会治理与刑事司法交织的背景下，以“代办事项、疏通关系”为特征的请托型案件持续高发，成为刑事实务中定性最难、争议最大、同案不同判最突出的案件类型之一。行为人接受他人委托，代办入学、落户、就业、项目审批、政策优待等事项，收取费用后因客观原因未能办成，往往被径直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集中于相关行为究竟是构成诈骗罪还是行贿罪。从司法实践观察，办案机关普遍存在结果归责倾向，将“未办成事项”等同于“虚构事实”，将“收取费用”等同于“非法占有目的”，将职业中间人等同于“受骗被害人”，忽视案件背后的多层委托关系、请托事项的违法属性、行为人的实际履职行为与资金真实流向，最终导致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罪名错配等问题，既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也有损司法公信力。

二、案例事实与控辩双方核心争议

（一）案件全景还原

被告人王某经中间人张某介绍，接受委托违规办理多名上游请托人的请托事项，包括征兵入伍、某市落户、土场项目审批等，并收取相应办事费用。根据在案证据与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王某在接受委托后，实际对接了相关人员推进事项办理，其中征兵入伍事项已成功办理，落户事项与土场项目因客观条件未成就而未能办成。在此过程中，张某作为职业中间人，从上游请托人处收取高额费用转付王某，并从中赚取差价。后因部分事项未办成，张某以“被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诉机关指控：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身具有相关关系、具备办理事项能力的事实，骗取张某财物用于赌博及个人开销，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人在全面阅卷、多次会见、核实证据的基础上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构成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结合行贿罪主客观方面的证据认定标准，王某的行为并非骗取财物，而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实施的行贿行为，且基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合犯罪属性，现有证据能够支撑该定性，应以行贿罪定罪；王某具有自首情节，部分行为属未遂、预备，恳请法院准确定性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二）控辩双方核心争议

本案的争议贯穿于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集中体现为诈骗罪与行贿罪的根本对立，也是请托型刑事案件的共性争议。

一是被害人主体的认定。控方认为张某因王某的欺骗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属于诈骗罪的被害人；辩方认为张某系职业掮客，并非诈骗罪适格被害人。

二是错误认识的认定。控方主张张某因王某虚构关系、夸大能力而陷入错误认识；辩方认为张某明知请托事项的违规性，未陷入错误认识。

三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控方以未办成事项、资金未全部用于办事为由，推定王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辩方认为王某有真实办事行为，且不存在逃匿、挥霍、转移财产等法定情形。

四是行为性质的界定。控方将王某的行为界定为“虚构事实骗取财物”；辩方将其界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实施的行贿行为”。

五是法益保护的取向。控方主张保护张某的财产权；辩方认为涉案资金属于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行贿款，不应受诈骗罪财产法益保护。

罪名之界分绝非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更是关乎行为定性罪与非罪、量刑层级罪轻罪重的核心关键问题。按照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辩护律师主张的行贿罪，结合自首、未遂、预备等情节，可在三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

三、诈骗罪与行贿罪的规范界分：请托型案件的定性基础

请托型案件定性混乱的根源，在于司法实践未能严格恪守构成要件判断，常以生活判断替代规范判断，以结果倒推替代逻辑论证。因此，厘清诈骗罪与行贿罪的规范边界是准确定性的前提。

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典型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作为典型的财产犯罪，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系合法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其主观层面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即自始无履行请托事项之意愿，纯粹以代为办事为幌子骗取他人财物；客观层面必须实施完全虚构、无任何事实基础的欺骗行为，未作出任何实际推进请托事项之举动；被害人则系信息不对称情境下的无辜受损方。

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该罪名属于职务犯罪，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主观上要求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即请托事项本身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行业规范，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提供帮助；客观上实施了给予或准备给予财物的行为，包括请客、送礼、疏通关系、支付费用等，事项是否办成不影响行为定性。请托中的资金本质是用于权钱交易的行贿款，属于不法原因给付财物，不具有刑法财产法益保护的正当性。

结合司法实践与裁判规则，对请托型案件可按照以下步骤规范判断行为性质：第一步，审查行为人是否有实际对接、沟通、推进事项的行为，同时结合行为人的事前经济状况、未履约后的补救措施等要素综合判断其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有真实行为且无非法占有相关表征则否定存在构成诈骗罪的客观要件与主观故意；第二步，审查资金是否用于事项协调、关系维护、请客送礼等相关用途，通过核查资金流向明确款项实际去向，有上述用途则可排除非法占有目的，审查时需采取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证据审查模式，结合书证、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综合认定；第三步，审查相对人是否明知违规、赚取差价，职业中间人对违规办事无错误认识，不成立诈骗罪的因果关系；第四步，审查请托事项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证明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不充分且请托事项违法的情形下，更应排除诈骗罪的适用。

四、王某不构成诈骗罪的体系化论证

基于前述事实与争议焦点，结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王某的行为不符合该罪的成立条件，具体论证如下：

第一，本案被害人主体认定错误，张某并非诈骗罪适格被害人。诈骗罪的被害人必须是遭受实际财产损失的无辜方，而张某是长期承接违规请托的职业掮客，其向王某支付的费用全部来自上游请托人，且自身收取的金额远高于转付给王某的金额，通过转委托方式稳定赚取差价。从具体事项来看，征兵、落户、土场项目均与张某无直接利益关联，其所谓投入巨资帮他人办理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市场交易常理与日常生活逻辑。真正的请托人曾报警控告张某诈骗，亦可印证张某并非被动受骗方。张某不仅未受到财产损失，反而借助请托行为获利，其报案是请托失败后的责任转嫁，将其认定为被害人，直接违背了诈骗罪的主体逻辑。

第二，张某并未陷入错误认识，诈骗罪的因果关系不成立。错误认识是构成诈骗罪的必备要件，被害人的错误认识需与法益相关，是由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导致的对行为人的身份、能力、事项真实性产生的误判，且这种误判会促使被害人作出财产处分行为。同时，被害人的错误认识可分为主观确信、抽象怀疑、具体怀疑和没有错误认识四种情形，不同情形对诈骗罪的认定存在不同影响。张某长期从事请托中介业务，对违规办事的运作模式、潜在风险及成本投入的了解远高于普通认知水平，其在委托之初即明确授意王某“不要守规矩、走捷径”，表明其显然知晓案涉事项需通过违规途径完成。双方形成“办成赚佣金、不成可退费”的稳定合意，张某对事项能否办成具有明确预期，且实时知晓办事进展，不存在信息差。其交付资金系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作出的自愿处分行为，并非因受到欺骗、产生错误认识后作出的被动交付。

第三，在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王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公诉机关就此作出的推定违反了刑事证据规则。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主观核心要件，不能仅以结果推定，必须结合客观行为综合判断。本案中，王某收取费用后持续对接相关人员、同步办事进展、实际办成征兵事项，证明其具有真实办事意愿与行为，并非以办事为幌子骗取财物。资金流向方面，现有证据无法排除款项用于关系维护、请客送礼、事项协调等合理支出，不能因票据不足或部分事项未成就直接认定为个人挥霍。王某在事项未办成后未逃匿、失联、转移财产，始终配合沟通退费，完全不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表征。根据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则，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当事人供述，而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以结果推定主观目的，既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也不符合刑事司法对主观要件的认定规则。

第四，公诉机关指控王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不足，依据孤证不得定案原则，无法据此定罪。公诉机关证明“虚构关系”的核心证据仅有张某的陈述，而张某作为利害关系人，其陈述客观性存疑，且无客观证据予以印证。而从王某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来看，王某确与相关人员就案涉事项进行了真实对接，并非虚构关系与办事能力。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定罪量刑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本案指控诈骗的证据未达法定标准，依法不能认定。

五、请托型案件认定诈骗罪的逻辑困境

（一）不法原因给付财物的法益保护困境

从法益保护角度看，若将本案认定为诈骗罪，张某作为被害人，其被骗钱款在形式上理应返还。但涉案资金属于不法原因给付财物，在民法上不具有返还请求权，依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民法上不予保护的非法利益，刑法亦不应通过财产犯罪予以保护。

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同一笔资金若同时被认定为行贿罪中的“贿赂款”与诈骗罪中的“被骗财物”，则在规范评价上形成内在冲突——行贿罪以否定该资金流转的合法性为成立前提，而诈骗罪却以保护该资金的返还权为法益内容，导致同一笔资金在同一法秩序中兼具“非法”与“合法”的双重属性，破坏刑法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因此，此类财物不应落入诈骗罪财产法益保护范围。

（二）“虚构事实”认定的证据标准困境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用以论证行为人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的证据往往并不充分。在请托型案件中，行为人往往声称能联系到高级别官员、退休领导人及其亲属等，而检察机关要认定被告人虚构关系，需证明被告人不认识其所声称的关系人，或未实施过请托行为。但向高级别官员取证往往存在困难，导致案件办理难以扎实推进。

退一步而言，即便查明被告人确实与相关人员有过接触，甚至提及请托事项，也不等于被告人没有虚构办事能力或办事意愿。然而，“办事能力”本身缺乏客观衡量标准，“办事意愿”又属于被告人的内心状态，难以通过客观证据直接证实。而且请托本就属于不正当的灰色交易，若司法机关试图通过审查“关系亲疏”“交情深浅”来认定被告人是否具备办事能力，或仅凭“事没办成”反推其自始缺乏办事意愿，则相当于主动介入并评价这种不正当交易的内部逻辑，存在角色定位偏差。因此，“虚构事实”的认定在证据层面和操作层面均面临难以克服的障碍。

（三）对合犯治理的刑事政策困境

若将本案认定为诈骗罪，还将引发罪刑配置层面的体系性冲突。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行贿罪结合相关情节通常在三年以下量刑，两罪刑罚悬殊。在请托型案件中，办事人与请托人（含掮客）本属权钱交易共同体，若对办事人以诈骗罪论处，而请托人/掮客却以被害人身份置身事外，则权钱交易中的需求端被完全豁免，刑法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呈现“选择性失明”——只惩处办事人，不追究行贿人。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行贿罪旨在否定权钱交易，但若对办事人以诈骗罪论处，则司法机关不得不通过追赃退赔为行贿需求方提供救济，行贿罪的规范目的由此落空。这种处理方式实质上架空了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合犯罪治理结构，破坏了职务犯罪治理体系的完整性。因此，从维护刑事法律体系协调与职务犯罪治理逻辑的角度，此类行为亦不应落入诈骗罪的评价框架。

六、王某行为的准确定性：构成行贿罪

在否定诈骗罪成立的基础上，结合本案事实与法律规范，王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行贿罪，且根据不同事项的办理进度分别构成行贿既遂、行贿未遂与行贿预备，可结合相关量刑情节对其从宽处罚。

从主观要件看，王某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故意。张某委托的事项均属谋取不正当利益范畴，涵盖违规征兵、违规落户、违规项目审批等，王某对此明知却仍接受委托并对接相关人员，其目的在于借助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完全契合行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从客观要件看，王某实施了给予或准备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在征兵事项中，其实际对接、支出费用并办成事项，构成行贿既遂；在落户与土场项目中，其已开展对接、准备费用，因客观原因未完成，属于行贿未遂与行贿预备。根据《刑法》相关规定，行贿罪的成立不以请托事项实际办成为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交付或准备交付财物的行为，即已满足行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七、请托型案件的司法误区与刑辩突破路径

（一）当前司法实践的共性误区

请托型案件的错判集中体现为三大司法误区：第一，结果归责。以“事没办成”直接推定诈骗，忽视主观目的与客观办事行为，以生活判断替代规范判断。第二，主体错位。将职业中间人错误认定为被害人，忽视了职业中间人的认知能力明显强于一般被害人，其受骗可能性较低。第三，证据降格。仅以言词证据推定虚构事实与非法占有目的，忽视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办事凭证等客观证据，降低定罪证明标准。上述误区导致大量行贿行为被错误认定为诈骗罪，造成量刑畸重，破坏司法统一。

（二）刑辩律师的体系化辩护策略

针对上述司法认定误区，刑辩律师应构建以构成要件为核心、以客观证据为支撑、以罪名矫正为目标的体系化辩护框架。

第一，被害人切割，通过资金流水、聊天记录、关联案件、前科材料证明中间人的职业掮客身份，否定其被害人地位，从根基上否定诈骗罪成立条件。

第二，开展错误认识否定辩护，固定“明知违规、自愿委托、办成获利、不成退费”等关键事实，证明相对人不存在错误认识，彻底切断诈骗罪的因果链条。

第三，通过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证明行为人与办事领导之间关系真实、确有请托行为，从而否定“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认定。

第四，针对性反驳非法占有目的，以办事记录、同步沟通记录、无逃匿无挥霍等客观行为证据推翻单一的结果推定逻辑，坚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第五，坚守证据规则，严格遵循孤证不定案、疑罪从无原则，针对关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坚决主张指控不成立。

第六，开展罪名替换辩护，在无罪辩护无法实现时，充分论证案涉行为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

（三）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

请托型案件的裁判应传递明确的正向价值。司法机关应摒弃简单化结果思维，严格区分诈骗与行贿的行为边界，引导社会公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需求，遏制“找关系、走后门、行贿办事”的风气，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与社会公平，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结语

请托型案件的罪名界分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的集中体现。在轻罪治理规范化、刑法适用精细化的当下，司法机关应摒弃“事没办成就是诈骗”的粗放式裁判逻辑，严格按照构成要件准确定性。作为辩护人更应坚守专业立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深度挖掘案件细节，设计体系化、规范化、精细化的辩护方案。

在刑事司法日益强调公正与谦抑的背景下，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具有重要意义。每一次对构成要件的恪守、对证据规则的坚守、对法律精神的践行，都是对当事人自由的守护，也是对司法公正的推动。

 

刘源涌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律协刑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干事

业务方向：刑事辩护

 

董恩郜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海市犯罪学学会会员

业务方向：刑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