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9月11日至18日,上海市律师协会与香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合作开展国际仲裁训练营及入所带教项目,17名上海律师赴港参加为期8天的专项培训。德辅大律师事务所是上海律协在境外设立的首个跨境法律人才培养实践基地。(沪港携手赋能涉外法治人才——上海律协与香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合作开展国际仲裁训练营及入所带教项目)
本文是上海市律师协会跨境法律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德辅研修的观察与札记第二篇。作者以亲历课程、庭审观摩与入所带教的过程为线索,从证据结构、交叉盘问、程序策略与两地分工四个层面,记录一次关于国际仲裁方法论的系统校准。
“方法先于流程,实践方出真知”
——上海市律师协会跨境法律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德辅研修的观察与札记(二)
本期目录
序言
一、证据的价值,在于结构而非数量
二、盘问是论证,不是发问
三、程序不是成本,而是策略的延伸
四、从“辅助者”到“共同执笔人”
五、把方法带回团队
序言
从事国际仲裁业务多年,我一度以为自己对“实践”二字已有足够的体认:程序节点烂熟于心,文书体例信手拈来,庭审攻防亦不陌生。直到参加上海律协与香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合作开展的“国际仲裁训练营+沉浸式实习”项目,从仲裁程序与诉状、证据准备与文件披露,到中期申请与交叉盘问,再到庭审实务现场观摩与入所带教,我才真正意识到,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最先固化下来的恰恰是方法本身。此行的价值,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一次方法论的系统校准。
一、证据的价值,在于结构而非数量
执业日久,我习惯以证据的数量构筑安全感,材料越厚,越近于“充分”。罗凯文大律师关于证据收集与准备的讲授,把文件披露、证人证言与庭审运用串联成完整链条,却让我重新审视这一惯性:在对抗制之下,仲裁庭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策略的本质不是穷尽举证,而是对注意力作有纪律的配置。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是围绕争议焦点搭建的证据结构,哪些争点必须有证据支撑?每一份文件在哪个环节出场?证人证言如何与书证相互印证?证据的价值不在“多”,而在“成体系”。
陆栩然大律师对程序与诉状的梳理,则提示了另一层:诉状不是程序的开场白,而是对争议的第一次界定。谁先厘清争议焦点,谁就掌握了后续证据范围、庭审节奏乃至和解空间的定义权。早一步界定,庭上就少一分被动。这一点在内地执业语境中常被低估,我们往往习惯把诉状当作格式文书,而普通法传统则把它当作战略文件的起点。
二、盘问是论证,不是发问
交叉盘问是此行收获最深的部分。何淑瑛、江子忻、杨璟麟等大律师从基本技巧讲到案例示范,将问题设计、节奏控制与文件运用细致拆解。看罢方知:盘问的实质不是向证人索取信息,而是借证人之口完成己方的论证。一句看似平常的提问,背后是对己方案件理论与对方弱点的精确计算,问什么、何时问、在哪一问上出示文件、又在哪里收住,都是庭前反复推演的结果。
我原本以为盘问仰赖天赋与临场应变,此行修正了这一判断:它可以被拆解、被练习、被复盘。这一认知的意义远超技巧本身,它意味着庭审技艺存在可复制的能力建设路径,而这正是两地律师协作中最值得内地团队系统引入的部分。
三、程序不是成本,而是策略的延伸
赵俊威大律师对中期申请的讲授,让我把程序性申请从“事务性工作”重新定位为策略工具:何时提出、提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提出,都会牵动对方的时间表与证据准备,也会影响仲裁庭对争点的第一印象。程序规则的意义不止于“定分止争”,更在于为当事人提供塑造程序的空间——
用得好,程序本身就是可以主动调用的策略资源。
黎逸轩大律师对商事与投资仲裁的介绍,则补足了我认知版图上的一块空缺:商事仲裁以合同为轴,投资仲裁以条约为轴,请求基础、管辖前提与论证路径判然有别。对同时服务跨境交易客户的执业者而言,这两个板块的知识必须并置掌握,缺一即构成服务能力的短板。
四、从“辅助者”到“共同执笔人”
入所带教期间,我跟随带教李匡怡大律师阅读卷宗、旁听聆讯,并参加多场德辅大律师举办的专题讲座。由此,我对中国香港作为国际仲裁地的制度优势有了更为具体的理解:普通法背景下的文件披露传统、庭审中交叉盘问的分量、大律师在庭上独立陈述意见的角色分工,共同构成一套可预期的作业方式——
对当事人而言,可预期本身即是价值。
比课程更难得的,是与大律师之间随时可以展开的专业对话。围绕文件披露的时间安排、盘问与证人证言的衔接、两地程序安排的差异,我向德辅多位大律师请教讨论。大律师们的回应都落在具体办案经验上,也让我确认了一个判断:在国际仲裁案件中,内地律师与香港大律师并非简单的分工关系。内地律师掌握客户的商业逻辑与境内证据的形成过程,香港大律师掌握普通法语境下的论证方式与庭审技艺。理想的协作,是双方共同执笔同一份案件理论,而非各自完成各自的部分。中国律师在国际仲裁生态中的角色,正应当从程序的“辅助者”走向案件的“共同执笔人”。
五、把方法带回团队
数周时间不足以穷尽国际仲裁的复杂,却足以完成一次认知的升级。回到日常办案,我更愿意把程序当作可设计的空间,把盘问当作可论证的技术,把跨法域协作视为执业的常态而非例外。
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正在从上海律师的“加分项”变为“必备项”。跨境交易、境外仲裁与裁决的跨境执行,将把越来越多的内地律师推入跨法域协作的场景。此行的意义不止于个人技艺的精进,更在于把普通法的作业方式带回团队,转化为可传授、可复制的方法,这或许才是行业层面的收获。
最后,再次感谢上海市律师协会的精心组织,也感谢各位德辅大律师的倾囊相授!